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看似诱人的“商机”，然而这些“商机”背后可能隐藏着诈骗的陷阱。当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诈骗活动并从中获利，法律会如何对其进行界定和量刑呢？这是一个复杂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不知情”在法律上的界定。不知情，即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自己参与的行为具有诈骗性质。诈骗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其主观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具有诈骗的故意和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确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进行诈骗，那么从法律上讲，他就不能构成诈骗罪。这是因为，法律不会惩罚一个人的无知或误解，而是针对其有意识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

然而，在实际司法实践中，要准确判断一个人是否“不知情”并非易事。一方面，行为人可能会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故意声称自己不知情；另一方面，即使行为人主观上确实存在误解，但这种误解是否足以构成法律上的“不知情”，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因此，在司法审判中，法院会依据证据来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知情。这些证据可能包括行为人的言行举止、对诈骗活动的了解程度、参与诈骗活动的动机和目的等。

如果行为人被认定为不知情，那么他就不应该以诈骗罪论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完全逃避法律责任。如果行为人在应当知情的情况下，因为疏忽大意等原因未能察觉到诈骗行为的存在，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他可能会被认定为有一定的过错。这种过错虽然不足以构成诈骗罪，但仍然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或者受到行政处罚。

在具体量刑方面，法院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来判断行为人的罪责轻重。其中，获利数额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行为人获利数额较小，且在整个诈骗活动中只起到了辅助或次要作用，那么他可能会被认定为从犯。根据刑法的规定，对于从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是因为，从犯在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其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低。

然而，如果行为人获利数额较大，即使他被认定为从犯，法院也会依据法律规定在相应的量刑幅度内对其进行处罚。这是因为，获利数额的大小直接反映了行为人在犯罪活动中所获取的利益多少，也间接反映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因此，在量刑时，法院会充分考虑获利数额这一因素。

除了获利数额外，行为人在诈骗活动中实际发挥的作用也是量刑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行为人在诈骗活动中起到了关键或主要作用，那么他的罪责就会相对较重；反之，如果他在活动中只是起到了辅助或次要作用，那么他的罪责就会相对较轻。在判断行为人的作用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其行为的具体表现、对诈骗活动的贡献程度等因素。

综上所述，对于不知情参与诈骗获利的行为人，法律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界定和量刑。在司法审判中，法院会依据证据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知情，并综合考虑获利数额、在诈骗活动中实际发挥的作用等多种因素来判断其罪责轻重。最终，法院会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对行为人进行合理的量刑。这不仅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也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